李铁祥律师：很多事，并不是一句“我不知道”就能完事的！

我做律师20年了，办理了很多刑事案件，发现有少数犯罪嫌疑人，在公安侦查阶段讯问时，一直坚持自己不知道，自己不知情，一句“我不知道”，但仍然被逮捕了。

当事人不理解，家属也不理解，为何是这样？不是不知情嘛！

这里面，就涉及到刑法学理上的一个概念，即“主观明知”。

刑法上的“主观明知”，包括两重含义，即知道和应当知道。知道，包括确定知道和可能知道。

应当知道，就是“推定明知”，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由司法人员按照经验法则，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断未知的推定事实存在，并允许当事人举证推翻的一种证据规则。

有一段时间把“应当知道”用“推定明知”来解释。不过，现在好像不太用“推定明知”这个概念，更多的还是用“应当知道”这个概念。相对“推定明知”的定义，现在对“应当知道”表述为：“应当知道”是指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，运用证据规则和经验法则，足以推导出行为人知道是犯罪”。这是证据法意义上的“应当知道”，而非过失犯罪意义上的“本应知道但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未能知道”。

刑法规定的故意犯罪，主观明知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。直接故意，是明知发生犯罪的结果而希望发生；间接故意是明知发生犯罪的结果而放任发生。一个是希望，一个是放任。主观上都是“明知”的。

一般而言，一个人涉嫌犯罪后，在公安侦查讯问时，一是交待“自己知道”、“自己知情”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一般认定嫌疑人“主观明知”。

还有一种情况，或者说更多的一种情况，嫌疑人说“自己不知道”、“自己不知情”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总不能嫌疑人一说“自己不知道”“自己不知情”，公安就能放人罗？

那按此逻辑，每个人被抓后，就说“自己不知道”“自己不知情”，即公安不得抓一个放一个？那案子还办得下去吗？

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

这个时候“应当知道”就派上用场了。这就是刑法上的明知包括知道和应当知道的道理了。

公安讯问时，除了问你做的事情外，还问你是如何考虑的，是怎么想的，有没有什么怀疑，你估计是什么，你怀疑是什么，你认为是什么，你猜想是什么，或者问，你发没发现有什么反常的情况、异常的情况，或者，结合具体的案情，会问一些具体的细节。

问这些的目的，是在围绕“主观明知”搜集你的“明知”证据。

这里顺带说一句，面对讯问时，头脑要冷静，不要昏头昏脑，打胡乱说；回答问话时，要听清楚问话的意思，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不要断章取义掐头去尾；不要“我估计”“我认为”“我想”“我猜测”“我分析”“我怀疑”。

因为这都是你自己的主观评判，是会与实际状况发生偏差甚至绝然相反的。这些都不是实事求是，不仅害人而且害已。

例如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，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“明知”，司法解释规定为：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。

应当根据行为人所接触、接收的信息，经手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，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、数额、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移、转换方式，交易行为、资金帐户的异常情况，结合行为人的职业经历、与上游犯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供述和辩解等综合审查判断。

再譬如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。认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的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”，司法解释规定为：应当根据行为人提供帮助的时间、方式、次数、工具、相关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、行为人是否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以及非法获利等情况，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、职业身份、既往经历、与被帮助对象的关系及其供述和辩解等综合认定。对信息网络犯罪行为类型认识有误的，不影响“明知”的认定。

可见，对主观明知的认定，采用的是综合判断法。

不仅如此，司法解释还经常结合具体的犯罪罪名，针对性的具体细化了认定”应当知道“的情形。

如毒品犯罪，2008年《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第十条规定：毒品犯罪中，判断被告人对涉案毒品明否明知，不能仅凭被告人供述，而应当依据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、方式、毒品被查获时的情形等证据，结合被告人的看住年令、阅历、智力等情况，进行综合分析判断。这里也是综合判断法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被告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，可以认定其”明知”是毒品，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：

（1）执法人员在口岸、机场、车站、港口和其他检查站点检查时，要求行为人申报为他人携带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，并告知其法律责任，而行为人未如实申报，在其携带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。

（2）以伪报、藏匿、伪装等蒙蔽手段，逃避海关、边防等检查，在其携带、运输、邮寄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；

（3）执法人员检查时，有逃跑、丢弃携带物品或者逃避、抗拒检查等行为，在其携带或者丢弃物品中查获毒品的；

（4）体内或者贴身隐秘处藏匿毒品的；

（5）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、不等值报酬为他人携带、运输物品，从中查获毒品的；

（6）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携带、运输毒品，从中查获毒品的：

（7）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交接物品，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交接方式，从中查获毒品的；

（8）行程路线故意绕开检查站点，在其携带、运输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；

（9）以虚假身份或者地址办理托运手续，在其托运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；

（10）有其他证据足以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的。

对于“应当知道”或者“推定明知”，应当如何抗辩呢？

司法解释规定，允许行为人提出反驳。

行为人提出反驳：

一是要提出合理的理由。包括合理性和正当性。理由要具有合理性，符合常情常理常识；理由要具有正当性，即要符合社会主流的价值观、符合一般普通人的认知和情感；

二是提出证据或者证据线索。从司法办案看，仅提出合理的理由还不足以让办案人员相信，你还必须提出相反的证据来证据来证明你提出的理由；或者提出证据线索申请公检办案人员查证。这个时候，一是时间问题，二是证据灭失问题，三是查无此人查无此物问题，四是视频覆盖问题，五是办案人员应付敷衍问题，都会导致你提出的证据或者证据线索没有查实查证，或者查否了。

这个时候，你提出的反驳，基本不会得到司法机关采信。

特别是属于被蒙蔽被欺骗的，因此会觉得很冤枉。但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足以让人办案人员内心相信，估计会判刑。

在杀人案件中的冤案中，“亡者归来”、“真凶再现”，才可能平反昭雪，很多案件也是经过漫长时间的历程，一波接一波的申诉；否则，很难。

还有一种抗辩，就是“中立的帮助行为”。

这里涉及到一个概念“帮助犯”的问题。

我们知道，刑法关于共同犯罪，有行为犯和帮助犯之说。行为犯是指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人，帮助犯是指对犯罪行为给予帮助的人。

所谓“中立的帮助行”，是指行为人的行为，虽然为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帮助，但是这种帮助行为是普通的、正常的民事行为，行为人主观上没有和罪犯进行“共谋”或者“串通”，即没有犯意联络。

还有一种声音叫“中立的技术行为”，认为“技术中立”“技术无罪”，所以使用这种技术的人也“无罪”。但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，逻辑不能自洽。所以，这种观点就被丢弃了。

“中立的帮助行为”抗辩，往往发生于律师涉嫌犯罪的案件中，多用“中立的帮助行为”抗辩。

律师提供法律服务、审查合同、提供合同模版、代表顾问单位参与治安调解，等等，一旦顾问单位涉嫌犯罪，往往牵连顾问单位的法律顾问律师，认定其明知顾问单位如何如何（也是综合情形认定应当知道，推定明知）。

辩护律师往往以律师的职责系提供“中立的帮助行为”为由抗辩，认为顾问律师“不明知”或者“不应当知道”，也有顾问律师出罪的，但也有顾问律师往往被判刑。

在其他被告人的案件中，“中立的帮助行为”抗辩，结合具体的案情来论证，作为一种抗辩观点，也是可以充分运用的。